禾吉辰企業社

　　本報記者 鞏崢 李祥
　　集中起來規模經營，不再是京郊土地流轉的唯一形式。在潮白河畔的通州區東堡村，集中到村集體的地通過競價又轉回農戶手中。一流一轉，竟能把農田的效益提高十幾倍，村裡的收入也水漲船高。
　　高出這麼多的效益打哪兒來？用村支書袁志會的話說，土地集中起來有了規模效益，收益權、經營權明確解除了後顧之憂，村裡的種田能人就敢大顯身手，讓土地真正成為農民的資源、財源，而不再是累贅。
　　兩頭難，荒了田
　　土地是累贅？袁志會這話有所指。
　　那是2003年，正向城鎮化邁進的通州農村，密集引來各類企業。東堡村周邊也不例外，駐扎的企業越來越多。村民發現，家裡一兩畝地一年的產出，還趕不上在工廠里兩三個月的打工收入。於是，大家伙兒跟風似地撇下鋤頭，出村打工。
　　陳多智就是其中之一。這一年，他跟媳婦一塊兒進了村旁的加工廠做汽車腳墊。家裡的兩畝地撂荒了，很快雜草叢生。
　　“就那麼荒著，不心疼？”記者問他。“咋不心疼？”陳多智說，地荒著可承包經營權還是他的，一畝地每年得給村裡交150元的租金。那時他也有過狠下心把地還給村裡的打算。可沒了地，村子日後若是發達了，收益也跟自己無關了，這麼一想，心裡又不踏實。就這樣，兩畝地成了陳多智想丟又不敢丟的“累贅”。
　　與陳多智感同身受的不在少數。就在他出村打工的2003年，東堡村的荒地面積達到了頂峰。村委會當時的統計資料顯示，全村耕地一共1800畝，竟有七八百畝無人照料。
　　有膽子大的農民乾脆放棄了承包經營權，把地交還村集體。“可這些荒地跟燙手的山芋一樣，沒人接。”村支部副書記杜振江回憶說。村裡只好降租金，一降再降，最低時一畝地一年只收二三十元錢，照樣沒人承包。
　　其實，東堡村不是沒人願意種地。村子的大棚西紅柿遠近聞名，全村600多戶人家，近400戶都是種菜高手。比如村民徐秀芹，她種了24年大棚。“歲數大了，不願出去打工，在家守著地種，一年也能收入幾萬塊，挺好。”徐秀芹說。
　　既然是這樣，為什麼不願接別人的荒地呢？“蓋大棚一次投入就得上萬元，萬一我蓋好了，沒幾年人家又把地要回去了怎麼辦？”徐秀芹這話道出一些願種地、善種地農民的擔心。
　　不種地的，寧可撂荒不願轉手；想種地的，眼巴巴盯著不敢伸手。兩頭難，讓東堡村的地一天天荒下去。這種現象在整個潞城鎮都不鮮見。
　　把地給願種的人
　　2004年，潞城鎮專門召開土地流轉會議，尋求破解之法。東堡村被作為樣本，進行專題研究。
　　怎麼才能讓土地成為農民手裡的資源、財源，而不是累贅？一番討論過後，認識逐漸統一：不種地的不願轉手，想種地的不敢伸手，病根兒在收益權不清。得讓願種地的能人多種地，產生規模效應，同時保證不種地的人也有一定的土地收益權，這樣才能讓土地真正流轉起來。
　　鎮政府決定：土地只確定村民的收益權，而不確定經營權，先在東堡村大膽嘗試。
　　在隨後的確權中，東堡村先將全村1800畝耕地全部流轉到村集體，集中起來核算，保證全村人均享有1畝地的收益權。願種地的，交租金購買經營權，等於集體又將土地流轉給他；不願種地的，不再交租金，保留有土地收益權，仍能分享全村土地增效帶來的收益。
　　“我們最初的想法就是不能讓地閑著。不論到啥時候，地都是咱農民的根，地荒了，村子還有啥盼頭？”村支書袁志會說。
　　新舉措推行之初很是艱難。村集體底子薄，雖然承諾給每位村民一畝地的收益權，但拿不出現金兌現。很多願種地的人在觀望，不敢輕易出手。給地找“婆家”成了村委會的當務之急。
　　此時，通州區沿大運河、潮白河一帶的休閑旅游產業開始起步，很多大型度假村逐水而來。度假村需要有自己的農產品基地，東堡村臨河又有大片閑置農田，雙方一拍即合。
　　很快，村西北230畝閑置耕地成了月亮河度假村的種植基地，按市場價商談，每畝一年租金最後定下5000元，比村民的租金高出十幾倍。隨後，相繼幾家度假村也都相中了東堡村，爭著拿這裡當菜園子。
　　村裡荒地逐年減少，村集體的經濟實力逐漸壯大。到了2007年，村民每人一畝的土地收益權開始以現金形式發放，每年130元，雖不多但連年看漲。
　　一個重要節點出現在2011年。當時的土地收益金一舉漲到了每畝620元，而承包土地的租金是400元。相當於種著村裡一畝地，每年村裡還倒貼給你220元。眼看著大企業的菜園子種得紅紅火火，再加上這倒貼的錢打底，本村種田人的積極性迸發出來，大伙兒搶著到村裡申請流轉荒地。（下轉第三版）
　　（原標題：盤活撂荒地 荒田變寶盆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