本報記者 鞏崢 李祥
  集中起來規模經營,不再是京郊土地流轉的唯一形式。在潮白河畔的通州區東堡村,集中到村集體的地通過競價又轉回農戶手中。一流一轉,竟能把農田的效益提高十幾倍,村裡的收入也水漲船高。
  高出這麼多的效益打哪兒來?用村支書袁志會的話說,土地集中起來有了規模效益,收益權、經營權明確解除了後顧之憂,村裡的種田能人就敢大顯身手,讓土地真正成為農民的資源、財源,而不再是累贅。
  兩頭難,荒了田
  土地是累贅?袁志會這話有所指。
  那是2003年,正向城鎮化邁進的通州農村,密集引來各類企業。東堡村周邊也不例外,駐扎的企業越來越多。村民發現,家裡一兩畝地一年的產出,還趕不上在工廠里兩三個月的打工收入。於是,大家伙兒跟風似地撇下鋤頭,出村打工。
  陳多智就是其中之一。這一年,他跟媳婦一塊兒進了村旁的加工廠做汽車腳墊。家裡的兩畝地撂荒了,很快雜草叢生。
  “就那麼荒著,不心疼?”記者問他。“咋不心疼?”陳多智說,地荒著可承包經營權還是他的,一畝地每年得給村裡交150元的租金。那時他也有過狠下心把地還給村裡的打算。可沒了地,村子日後若是發達了,收益也跟自己無關了,這麼一想,心裡又不踏實。就這樣,兩畝地成了陳多智想丟又不敢丟的“累贅”。
  與陳多智感同身受的不在少數。就在他出村打工的2003年,東堡村的荒地面積達到了頂峰。村委會當時的統計資料顯示,全村耕地一共1800畝,竟有七八百畝無人照料。
  有膽子大的農民乾脆放棄了承包經營權,把地交還村集體。“可這些荒地跟燙手的山芋一樣,沒人接。”村支部副書記杜振江回憶說。村裡只好降租金,一降再降,最低時一畝地一年只收二三十元錢,照樣沒人承包。
  其實,東堡村不是沒人願意種地。村子的大棚西紅柿遠近聞名,全村600多戶人家,近400戶都是種菜高手。比如村民徐秀芹,她種了24年大棚。“歲數大了,不願出去打工,在家守著地種,一年也能收入幾萬塊,挺好。”徐秀芹說。
  既然是這樣,為什麼不願接別人的荒地呢?“蓋大棚一次投入就得上萬元,萬一我蓋好了,沒幾年人家又把地要回去了怎麼辦?”徐秀芹這話道出一些願種地、善種地農民的擔心。
  不種地的,寧可撂荒不願轉手;想種地的,眼巴巴盯著不敢伸手。兩頭難,讓東堡村的地一天天荒下去。這種現象在整個潞城鎮都不鮮見。
  把地給願種的人
  2004年,潞城鎮專門召開土地流轉會議,尋求破解之法。東堡村被作為樣本,進行專題研究。
  怎麼才能讓土地成為農民手裡的資源、財源,而不是累贅?一番討論過後,認識逐漸統一:不種地的不願轉手,想種地的不敢伸手,病根兒在收益權不清。得讓願種地的能人多種地,產生規模效應,同時保證不種地的人也有一定的土地收益權,這樣才能讓土地真正流轉起來。
  鎮政府決定:土地只確定村民的收益權,而不確定經營權,先在東堡村大膽嘗試。
  在隨後的確權中,東堡村先將全村1800畝耕地全部流轉到村集體,集中起來核算,保證全村人均享有1畝地的收益權。願種地的,交租金購買經營權,等於集體又將土地流轉給他;不願種地的,不再交租金,保留有土地收益權,仍能分享全村土地增效帶來的收益。
  “我們最初的想法就是不能讓地閑著。不論到啥時候,地都是咱農民的根,地荒了,村子還有啥盼頭?”村支書袁志會說。
  新舉措推行之初很是艱難。村集體底子薄,雖然承諾給每位村民一畝地的收益權,但拿不出現金兌現。很多願種地的人在觀望,不敢輕易出手。給地找“婆家”成了村委會的當務之急。
  此時,通州區沿大運河、潮白河一帶的休閑旅游產業開始起步,很多大型度假村逐水而來。度假村需要有自己的農產品基地,東堡村臨河又有大片閑置農田,雙方一拍即合。
  很快,村西北230畝閑置耕地成了月亮河度假村的種植基地,按市場價商談,每畝一年租金最後定下5000元,比村民的租金高出十幾倍。隨後,相繼幾家度假村也都相中了東堡村,爭著拿這裡當菜園子。
  村裡荒地逐年減少,村集體的經濟實力逐漸壯大。到了2007年,村民每人一畝的土地收益權開始以現金形式發放,每年130元,雖不多但連年看漲。
  一個重要節點出現在2011年。當時的土地收益金一舉漲到了每畝620元,而承包土地的租金是400元。相當於種著村裡一畝地,每年村裡還倒貼給你220元。眼看著大企業的菜園子種得紅紅火火,再加上這倒貼的錢打底,本村種田人的積極性迸發出來,大伙兒搶著到村裡申請流轉荒地。(下轉第三版)
  (原標題:盤活撂荒地 荒田變寶盆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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